司法人員該因錯案被追責嗎?——由馮志明案看司法追責

發布日期:2016-11-10    【字號:  

作者吳明秀,法德永衡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擁有26年執業經驗,現為東南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西南政法大學客座教授。
題記
There is no doubt, if there were a super-Supreme Court,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our reversals of state courts would also be reversed. 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because we are final.                                                                     ——from Jackson, Brown v. Allen (1953)
(題記:毫無疑問,如果在最高法院之上還有一個“超級最高法院”,也許大量推翻州法院判決的判決同樣會被推翻。我們不是因為絕對正確才具有終局性,而是因為具有終局性才絕對正確。——杰克遜大法官,布朗訴艾倫案,1953年)
1996年4月9日,內蒙古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圖因“4.09毛紡廠女廁女尸案”被定罪,61天后被執行槍決,直至2005年被人稱為“殺人惡魔”的犯罪分子趙志紅因其他案件被抓獲,主動交代其為“4.09毛紡廠女廁女尸案”的真兇后才真相大白。后又直至2014年12月2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才為呼格吉勒圖平反,宣告其無罪,并對其親屬作出了國家賠償。此案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極大的輿論反響。

2016年10月18日,當年在呼格案中負責偵查領導工作的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前黨委書記、負責刑事偵查工作的副局長馮志明被判處十八年有期徒刑。這原本應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但網絡輿論對此卻表示了極大不滿。原因是馮志明被一審法院認定的罪行中僅包括受賄、巨額財產來歷不明、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但卻并未因在呼格案中的“罪錯”承擔應有的罪責。更甚者,有輿論直接呼吁:當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馮志明死刑。
除馮志明以外,被認為是杭州“叔侄冤案”主要責任人的“女神探”聶海芬也曾身陷輿論的漩渦,且據傳并未受到嚴重處分。
馮志明貪贓枉法、私藏槍支,觸犯了刑法,被繩之以法是應該的。但警官、檢察官與法官辦錯案件,使人損失了財產、合法權益,喪失了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是否必須被追責呢?對于這個問題,似乎毫無疑問應當給予肯定的回答。然而,縱觀國際司法實踐卻發現——令絕大多數人難以置信——不宜追責。

案例回顧:愛爾蘭共和軍成員被無罪釋放
1995年11月,四名被英國法院判處重刑的愛爾蘭共和軍成員,被宣告無罪釋放。
事情的原委是,1984年10月12日,英國最大的政黨之一、當時的執政黨保守黨在倫敦布萊頓大飯店召開年度大會時,飯店內發生爆炸,造成4人遇難,34人受傷,連保守黨主席撒切爾夫人都險些遇難。經英國情報機構與警方偵查,罪魁禍首原來是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愛爾蘭共和軍。他們要求英國政府立即同意英國所屬的北愛爾蘭與英國分離后與愛爾蘭共和國合并,使北愛爾蘭成為愛爾蘭共和國的領土;但執政的保守黨對此堅持強硬立場,堅決不予同意。于是愛爾蘭共和軍趁保守黨召開大會時策劃和實施了這起驚天爆炸案,震驚了世界。
警方一共抓捕四人。當時的證據表明這些人確屬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并且也具備作案時間,但他們堅決否認自己參與了布萊頓大飯店的爆炸案。經鑒定專家檢驗,他們的指甲縫里留有的炸藥原料殘存物與布萊頓大飯店爆炸現場采集到的爆炸物原料相同,而依這些人的職業活動看,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到此種炸藥原料,而且他們也無法解釋,自己指甲縫里的炸彈原料殘留是從何處而來?很顯然,爆炸所用的炸藥是這些人制造的,以至于原料殘積留存在他們的指甲縫里。法院據此事實和邏輯,由大陪審團判定四人有罪,然后由法官判處重刑。


然而,事隔十一年后,參與當年鑒定工作的一名鑒定專家卻披露說,他當時考慮了一種可能:其他真正制造恐怖事件的人,在接觸爆炸物原料后可能沒用水洗手,而是在毛巾一類棉織物上擦手,將爆炸物殘留物留在了棉織物之上,其他沒有接觸爆炸物原料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又用了該棉織物擦手,導致手部殘留了爆炸物原料細末;但因為當年受到了太大的輿論壓力,出于對恐怖主義卑劣行徑的憤怒,他在出具技術報告時故意忽略了這種可能性!
在鑒定這一專業事項面前,如果鑒定人不主動提示這種可能性,誰也不會想到其存在。大陪審團正是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而判決被告人有罪。
然而,這畢竟是一種客觀可能性;它的存在即決定了檢方對被告人指控的證據達不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安全值標準!時隔十一年之后,英國法院宣告被告人無罪,英國政府最終對“含冤”入獄十一年的被告人給予了賠償。
存在無罪的可能性,即說明被告人真的沒有實施犯罪?事實上,他們被宣告無罪不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參與作案,而是檢方不能百分百排除他們未參與作案的可能性而已。
此案從被告人被抓到被判刑,經歷了英國警方、檢方、鑒定專家,還經歷了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團隊、英國高等法院的法官、陪審團,乃至享譽世界的英國上訴法院、樞密院的大法官們,甚至還應包括那些跟蹤報道此案的報社記者及編輯、主編、報社。若要追問此案的罪責,究竟過錯在誰?鑒定專家當年故意忽略了前述可能性,固然有錯,但他只是提供技術分析的人,而那種可能性只是個邏輯問題,他的后面還有那么多經過多年嚴苛法律教育、具有深厚法律背景、司法實踐經驗十分豐富的警官、檢察官、法官、律師也沒有發現那種可以說微乎其微的證據罅隙或邏輯缺陷啊,他們沒有責任嗎?誰都有責任,誰也都沒責任,他們只是沒有發現或者發現之后沒有說出來那種可能性罷了。
根據英國法律,“法官不因審判活動而追責”是一項鐵律。因此,沒有任何個人為此遭到追責,國家賠償被告人一筆巨款了事。在英國的公眾輿論中,也沒有人要求對任何人追責。


反思:司法中的“廢品”、“殘次品”如何認定?
人們往往容易忽略,司法是一門非常獨特、對嚴謹性要求極高的科學,司法工作是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就刑事案件的審理而言,每一個司法案件的審理,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如果能將司法案件的審理看著是流水線生產,相比于汽車、手機生產線上的技術人員和工人而言,司法工作者犯“錯”的概率實際上要大的多。因此,流水線工人對經其手生產出的廢品、殘次品應當負有責任,但對司法人員卻不能這樣要求,因為他們的“流水線”要復雜的多,極難操作;汽車、手機上生產的廢品、殘次品非常容易識別,而司法審判中的“廢品”、“殘次品”究竟如何認定?
一個基層法院法官就某個具體案件所做判決,經當事人上訴至上級人民法院后被改判了,就說明上級法院的法官更高明?改判就是正確的?事實并不總是如此。
生產線上的工人面對的是可觸摸、可操作的機器,司法人員面對的是寫在紙上的程序、證人證言等等,沒有機器,也沒有任何有形的物品(除非案件中出現了實物證據);生產線上產出的產品,可經有形的檢驗以驗證其為正品或殘次品、廢品,司法案件的審判結果卻缺乏有形的標準可以經受檢驗。呼格案若非十幾年后那個真正的殺人者趙志紅坦白其罪,對呼格吉勒圖的審判,就幾乎無法去驗證其正確與否。這就是司法,就是司法審判與流水線生產不同的地方。
因此,流水線工人對產品負責,而司法人員僅對程序負責。
那么,就讓那些素質不高、不時爆出腐敗丑聞的司法人員玩弄程序,枉法裁判不受處罰?
不是的。懲罰從來不是目的。司法質量低下,司法公信力淪喪,已經成為我國社會建設中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怎么提高司法質量?從司法規律的角度看,只有提高司法人員的就職門檻,只有保障司法人員的職業尊嚴,只有不斷加強他們的職業學習,只有淘汰那些被實踐證明司法能力(請注意,不是指品行;“司法能力”在此專指“程序意識”)低下的司法從業人員,只有花費時間培育高尚的司法文化,才有出路;而從根本上說,只有嚴格執行程序法,才能提高司法質量,提高司法公信力。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于1979年頒布實施,但由于受極左路線的影響,實踐證明很不科學,后經多次修訂,條款已經相對完備。可是真正得到貫徹執行的究竟又有幾分?有幾個刑事案件的審判法庭上真正出現過證人?又有幾個證人經歷過真正的交叉質證?多少案件能不受法律外的因素干擾?又有多少庭審不是走走過場,匆匆完事?
王桂榮案是誰的悲哀
證人證言,被稱為證據之王(king evidence),在我們的法庭上辯護律師見不到證人卻已經是常態,見到證人并有機會向其發問,簡直已經成為辯護律師的“奇遇”;定罪的關鍵證據往往是幾張記錄證人證言的筆錄紙。
最近爆出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法院前庭長,有著三十幾年刑事審判經驗的老法官王桂榮因在一起涉及土地使用權的詐騙案中判處被告人有罪之后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事件。整個事件的核心是當地政法委干預案件處理,似乎摻有復雜的社會因素,但單純從法律的角度看,導致翻盤的關鍵因素是當年作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五個關鍵證人全部做出了與之前相反的證言”。 
筆者想知道的是,這五個關鍵證人當年到庭接受交叉質證了嗎?他們如今改變證言,證據的采集形式如何?符合程序法的要求嗎?雖然從公開資料中找不到明確答案,但根據司法實踐經驗懸猜,他們當年沒有到庭接受交叉質證,如今改變證言后,也未經過開庭審查與交叉質證。
這是王桂榮的個人悲哀,還是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問題?


在真正健康的司法制度下,司法人員只對程序負責,但程序必須得到嚴格執行!現在的程序法得不到嚴格執行,有關證人出庭接受交叉質證的條文幾乎淪為具文,責任在誰?在具體的司法人員嗎?顯然不是的,是在整個司法體系的價值取向出現了偏差。
在筆者看來,只有在主觀故意或重過失的情況下,有確切證據證明在刑事偵查、檢察起訴和審判中存在故意捏造、變造、毀滅、消除、隱匿證據的故意犯罪,或嚴重違背程序法的行為,才應當追究司法人員的罪責。而只有真正出現警官、檢察官或法官故意嚴重違背程序而被追責的現象之后,中國的司法質量以司法公信力才會有真正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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