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和生命引發的思考:勸酒者不承擔責任嗎?

發布日期:2016-11-10    【字號:  
背景:11月4日晚上9:40棲霞區邁皋橋長營村一輛紅色轎車連撞7車,在公交站臺將一對等車的母子撞倒在地,傷勢嚴重被送醫搶救。報警后122迅速到場,據悉司機承認酒駕已經被警方帶走。男孩9歲姓朱,今天剛參加完三年級期中考已經死亡,母親(市民傳言腹內有胎兒)搶救無效死亡。據了解當時肇事車輛是一輛紅色雪佛蘭轎車,撞了一輛行駛中的白色小車后逃逸,沿途又撞多車后撞了公交車站兩人后撞樹才停下,其中三輛車損毀嚴重。

痛心!痛心!!痛心!!!11月5日晚上,南京又發生一起令全國人民痛心的酒駕事件,句容縣民政局前副局長朱某駕車在南京邁皋橋連撞七車之后,最后撞到母子兩人,孩子9歲,男性,當場死亡,他的媽媽經醫院搶救6小時,仍然撒手西歸;市民傳言腹內還有二胎。

一個家庭算是被徹底毀了。朱某自己也被徹底毀了。他這下肯定要承擔刑事責任了,很可能參照判例被判無期徒刑,并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最低也是以危險駕駛罪判刑。須知,他也有家,有老婆有孩子。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 放火、決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細節 
據報道,這里還有一個細節。朱某飲酒結束之后,曾電話呼叫代駕,但代駕不知何故最后表示不肯來,于是他決定自己開了。
朱某是句容人,駕車來南京飲酒,想必有同飲之人;但被警察抓獲之后問他和誰一起飲酒的?他居然不肯說。


我國法律禁止酒駕、醉駕源于七年前的張明寶醉駕案。此人于2009年12月23日醉酒后在江寧區岔路口連撞9人,導致5人死亡,還有一名女性被害人腹中懷有一個即將出生的胎兒!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義憤,引發了一場全民大討論,他本人最終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據悉當下在蘇州監獄內服刑。

正是本案與當時同樣引起嚴重關注的四川孫偉銘案(2008年底醉酒后無證駕駛導致慘烈車禍,造成四死一傷的嚴重后果,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廣州黎景全案(2006年9月16日,酒醉后駕車造成兩死一傷,先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后被改判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導致了懲處酒駕、醉駕的法律出臺,各地交警開始查酒駕、醉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醉酒駕車犯罪適用法律問題的意見》:“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張明寶案之后,另一起慘烈交通事故讓南京再次成為全國的輿論焦點。那就是2015年6月20日,王季進駕駛一輛寶馬車,在南京友誼河路與石楊路路口,連撞一輛正常行駛的公交車和一輛同樣正常行駛的出租車后,又撞上了一輛正常行駛的馬自達車,導致馬自達車上兩人當場死亡。王季進惹下塌天大禍之后,棄車逃跑至300米開外,被民警發現后抓獲。


此案引起巨大爭議的是,在隨后的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機關提交司法鑒定,而鑒定結論表明王季進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不但引起被害人家屬強烈質疑,也直接導致“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這種精神疾病被稱為“南京病”——成千上萬的網友,以此惡搞南京市司法機關,質疑南京司法的公信力。此案后來因輿論的激烈反應和被害人家屬的強烈不滿而進入重新鑒定程序,結果目前還不得而知。
這個案件與眾所周知的鼓樓區法院初審判決的彭宇案相結合,還促成了一個網絡用語的誕生,那就是“南京法官”,凡是發生引起網民們廣泛關注和不滿的案件,不論是發生在北國哈爾濱,還是發生在南方的天涯海角,也不論是發生在西陲邊疆,還是東海島嶼,他們就會說“南京法官判的?”真的令人哭笑不得。
這次輪到南京的法官們好好表現下了。
假設與朱某同飲的人最終被找到了,對于朱某承擔不足的民事賠償責任,這些同飲者要不要承擔民事責任?我們的觀點就斬釘截鐵一個字:要!不如此不能警戒招飲者和勸飲者。
招飲、勸飲這種惡習是需要法律強力干預的時候了。
數人共同飲酒,其中一人醉酒后受傷甚至死亡,同飲者負賠償之責的司法判例,已經屢見不鮮了。例如下面這個案例就很典型:
判例一:張某與李一、李二系工友關系,相約到李一家吃飯喝酒。三人上桌飲酒后李三應邀亦加入到酒席當中,四人共同飲酒。途中,李三離席回家后,其他三人仍繼續喝酒。至晚上10時許,張某喝醉后即睡到李一客廳沙發上。翌日零時許李一查看張某時發現其情況異常后,隨即報警。警方確認張某系酒后猝死。死者的親屬遂起訴至法院。法院經開庭審理后認為,三被告與死者相約共同在酒桌上喝酒,相互間負有規勸、提醒、照顧的義務。張某參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應知道自身狀況以及飲酒的危害,仍然放縱自身行為,對其死亡應自負75%的責任。被告李一作為酒宴的組織者和家主,應對來客盡到更多的安全保障和勸誡、救助義務,但直到張某酒醉時才散席,且任由其躺臥在其客廳上睡覺,存在明顯過錯,故應對張某的死亡后果承擔10%的責任。被告李二系張某的工友,對張某的身休狀況及酒量應有所了解,但直到張某醉酒后躺臥在客廳沙發時,仍未盡必要的照顧義務,且不能證明喝酒時已對其進行了及時的提醒和勸誡,存在一定過錯,亦應承擔10%的責任。被告李三此前雖與張某素不相識并提前離席,但其基于與同桌飲酒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并未因此消除,其不能證明對張某已進行了及時的勸誡和提醒,故亦存在過錯,只是過錯較小而已,應承擔5%的責任。
判例二:王強給被告陳坤修完四輪車,陳坤邀請王強及吳風等6人去食堂吃飯。當晚9點左右,王強回家睡覺時死亡。
王強的親屬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6被告承擔民事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死者王強作為成年人,應當預見到過量飲酒的危害,特別是明知自己患有高血壓病不能喝酒卻仍然喝酒,對于自己酒后猝死的后果,本人應承擔主要責任。6被告與王強同桌喝酒,在明確得知王有病不能喝酒情況下卻未盡到注意義務。6被告的倒酒、勸酒行為與王強死亡之間具有相當的因果關系。6被告應當對自己的過失行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考慮到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法院判令6被告賠償各項損失的30%。
法院同時認為,被告陳坤作為酒宴召集人,應對參與酒宴的每個人的健康安全盡到較大的注意義務,并且陳坤作為修車的受益人,酒宴上具有勸酒行為,應承擔較大責任。另二被告吳風、張峰在酒宴上也有勸酒行為,應承擔次要責任,其余3被告對王強的死亡未盡到注意義務,也應承擔一定責任,基于上述判斷,法院對6被告的賠償責任做了如下劃分:被告陳坤承擔1/3,被告吳風、張峰共承擔1/3,另外3被告共承擔1/3賠償責任。6被告構成共同侵權,依法應負連帶責任。


那么,醉酒者自己沒有受傷,卻因醉駕導致他人受傷、死亡,同飲者、勸酒者反而不承擔責任?從法律意義上說,同樣的行為導致同類型后果,行為人自然要承擔同類責任。以醉酒而論,同飲者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法律基礎是過錯責任,導致的后果是他人傷亡。為什么導致醉酒者自己受傷和死亡就承擔責任,導致第三方傷亡就不承擔責任?如果說,醉酒者本人受傷是醉酒的直接結果,導致第三方傷亡是間接后果,必須有所區分,這種區分究竟是責任有無的區分還是責任大小的區分?
假設朱某確有同飲之人,且確有勸飲行為,在朱某電招代駕之后,為什么不等代駕到來就任其自己開車?第一個代駕不肯來,為什么不幫他另招一名代駕?假如同飲者這樣做了,慘烈的車禍不就可以避免了嗎?明知朱某已經醉酒,還放任他自己開車,對車禍導致的慘烈后果沒有責任?不承擔后果?
筆者認為,如果說令同飲者承擔責任會觸發爭議的話,至少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更有司法探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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